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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欧洲一体化的形成,恰与全球化进程正酣之时机相吻合。后者,是欧盟形成时的激励与促进性力量。现在,有关全球化危机的争论,又与欧洲一体化出现的危机现象同步。欧洲一些媒体已经展开谁是全球化之错的辩论。但要知道,全球化,不仅给世界发展带来不少正面的因素,同时,也是一种独一无二、且更主要的,是世界格局和谐的样板。

此番辩论的主流参与者们认为,“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三难选择,即民主、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变成了纷争的起源和绊脚石。显然,这种世界级趋势,不可能不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一体化造成负面的影响。正如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葛罗米柯不久前演讲时所言,欧洲一体化曾经的原则,已不再是拷贝的对象了。

崇尚欧盟的欧洲精英们并不否认,这一构想本身,开始时就有“自上而下”的政治的影子。剑桥大学一份有关欧洲认同问题的集体研究成果指出,“欧盟部分接受欧洲委员会资金支持的政治学专家们,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盟本身和对其机制的影响上。与此同时,并没有注意到‘从下而上’的和非欧盟机制内或与其相邻机制的共性感觉问题。外部一体化的纪律原则正在超越内部一体化,在某些时候,还与内部一体化相左,就像与地区多样性相悖一样。显而易见,体现出的是金融经济危机。”

目前,对于欧洲来说,大家都明白,应该维系全面的竞争力并向新工业革命快速过渡。然而,东欧一些国家并不掌握足够的用于形成自身富有竞争能力的金融经济资源。欧盟基金对这些国家预算20%的补贴率,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新”、“老”欧洲之间的明显差距。

明斯克欧洲一体化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尤里·维切斯拉沃维奇·舍夫佐夫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是,针对弱势发达国家,欧洲一体化在向新的原则过渡。不可能再存续原有的公开和非公开的补贴了。刺激欧盟高技术领域发展的容克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对此有准备的‘老’欧洲国家...不可避免的是,对东欧国家压缩补贴,将成为长期的新现实。这个新现实,对本地区发展早已形成的负面要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最近的10-15年时间里,等待东欧的将是什么呢?欧盟向新的发展模式过渡,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有鉴于此,正出现另一个对我们来说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这种新现实,能否为俄罗斯与欧洲这部分国家的新的历史拉近带来可能呢?

当然,我们忧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忧虑于我国在欧洲的能源资源消费市场的稳定性问题。似乎,俄罗斯是欧洲一部分这样的命题是无可争议的。法国文化史学家皮埃尔·肖努确信,内部文明对话的参与度,是是否属于欧洲文明的标准。显然,俄罗斯完全符合这一标准。那么,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分水岭及我们所遇到的障碍感究竟来自于哪里?这种感觉,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也曾在某一段时间里感同身受。

在此方面,我们正遭遇着某种悖论: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却并未成为其一部分。难道,拜占庭文化没对欧洲文明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吗?难道,在意大利、德国和其它欧洲城市中的这种文化的融入证据真的那么少吗?但是,拜占庭却并未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欧洲,却为摧毁这种文明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俄罗斯,又恰恰是拜占庭的继承国。

无独有偶。不久前,荷兰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周边国家”清单。这样的地位,已被写入王国2017-2020年对外文化政策构想当中。但我们都知道,并非荷兰一国有如此的评价。颇具讽刺的是,荷兰是打开“欧洲窗口”的彼得大帝的主要伙伴和激励者。

 “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在发出如此声音时,犹如身处彼岸。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们来说,似乎说“欧洲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要更自然些。而且,俄罗斯并未被欧洲所吞噬,其大部分领土属于亚洲,而且,并不仅仅是领土上的概念。上世纪初,一位俄罗斯思想家写道:“读书,倾听社会情绪时,我总是伤感地发现:俄罗斯真正的思想在哪里,似乎,有胆怯般的歉意,俄罗斯人是在按照俄罗斯的方式去思维,如果其思想不与西方思想相符的话。”

欧洲研究所,不仅仅是学院派研究机构,它同时还是俄罗斯有关欧洲思想的研究中心。你们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成功地维持了重要的平衡,有的时候,忽视、尤其忽视我们的教育体系。相较之下,把欧洲的一部分体系,优先于另一部分。这是我们历史上的“痛点”。我前文引述的思想观察家曾悲痛地指出,“我们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历史与文学有所了解,但对我们来说,斯拉夫人的历史与文学,却是一块荒漠之地。如果俄罗斯人考斯拉夫历史课,也许,有着某种教育上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应对自己的不公感到羞愧。我们在中学时就知道查理、弗里德里希和路易家族,但对斯拉夫却并不了解。”

俄罗斯哲学家弗拉基米尔·埃恩有过这样的至理名言,在对俄关系中,欧洲很快完成从“康德到克虏伯”的转变。我们忘记这一点是罪过。

那么,欧洲哪种趋势占上风呢?是再次加深内部趋同的向心主义,还是使欧洲再次回归民族国家大杂烩的离心主义?要知道,历史仅在细节上不再重复自己。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成为欧洲怀疑论者或乐观主义者。尽管我有时觉得,在我们政治学界(非学术界)中,比例上看,欧洲乐观主义者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多。对我们来说,应该明白的是,欧洲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将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才是重要的。这些变化,对俄罗斯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对哪些情况作好准备呢?

欧洲研究所和其独一无二的团队,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祝愿你们,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取得成绩!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M.麦克福尔在推特上与A.普什科夫进行的辩论中指出,他(奥巴马总统)致力维护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法。这一立场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前不久发表讲话时,有关类似违反人性的罪行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声明相呼应。

这一主题,就其实质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再说,就此问题不存在任何争执。问题在于:以何种形式,何时和出自何种标准可以进行谴责和惩罚罪行?如国每次都以战斧和无人机来应对这种行为,那就太简单了吧。若这种罪行属反人性的,那么,审判官也就应当是人类。若有人以人类的名义进行调查、证实,自己以人类的名义执行判决,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荒诞绝伦,而出自哲学思想本身来说,这种态度是危险的。甚至为盟友一方的众多抗议、合理的和坚决反对下,无论谁的救世行为不由国际法予以合法化,而由个人或集体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