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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4 2月 2014 13:34

今天世界和国际关系:新的和久己遗忘的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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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财经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即将过去的今天,谁都不再怀疑世界进入了根本演变的时期。导致了1980-1990年冷战结束的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系统危机,现在增加了西方社会的,包括自由经济和广泛宣扬的民主的危机。这样,在欧洲大西洋的系统失调-而这两个模式集结了欧洲文明空间社会发展的集体经验并在两极范围内保障了它在全球经济、政治和财政主导地位-成了全世界危机的关键因素。实际上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奠定了开端的历史发展的漫长周期。像XX世纪以1914年为自己的开端那样,XXI世纪应该从出现危机的2008年开始。

可是,不能两次进入同一个洪流。如果XX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模式的试验局限于欧洲文明范围,现在欧洲太平洋社会首次碰到了世界其它地区及其文化与文明的实际的全球竞争。这是世界发展现阶段的重要区别。其性质是超越欧洲历史经验范围,更广泛的发展和价值系统模式竞争的多元化。Ф.别德索尔和Ф.福山在自己的文章“后华盛顿共识”(“外交”杂志2011年三-四月期)中写道:“智力”越来越平均地在世界散布,“危机使任何发展模式受到裁判”,而“西方民主显露出了其对市场驱动的全球化过分依赖的风险”。

与此同时,欧洲历史及其操作手法仍于己有的思维范畴存在,用于分析世界事态,预测未来。而且这里指的不仅是冷战时期狭窄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辩论,而是较为早期的社会转型概念的装置和方法,包括改革、教育、革命、工业革命,还有社会协议、进步和暴力,包括作为解决国际矛盾手段的暴力。

如果谈到欧洲历史遗产,很难说它的哪一部分多-正面还是反面的。反面的有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冷战及其边缘的军事冲突、环保问题、经济和科技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军事化。正面的可以提到科技进步的民用、依靠保障“民主和资本主义相容”自由空间的扩大。还有社会倾向的经济和基于较大的中产阶层的广泛民主的稳定社会模式与稳定的社会不平等水平。

自然,核遏制也应属于正面的成果。尽管相当危险,它保障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可预测性。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是现实模拟,再没有军事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冷战结束后实际上不再存在发生全球战争的原因。大概这应该归功于欧洲文明缓慢向内的转型爆炸,看来,今天的危机就是它的最后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上它建立的前提正好是双方的“铁幕”时期。一方面是А.柯西金没有成功的改革,另一方面是越战的激烈导致放美国放弃“黄金标准”和布雷顿-武德系统激进改革。又一个经济发展“大周期”的原有工艺基础消失,无能,或者缺乏清醒分析局势的政治意志可能是共同的原因。在苏联这表现在停滞现象上,在西方是建立所谓“财政炼金术”((Дж.斯季格利茨)财政增长人为泉源,正是因为它在1980年代出现财政的不可调节。毫不奇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腐蚀的开始(其标志之一是高校毕业生没有按专业工作的保障)正属于这种性质。大概这是停滞的形式和“用地氊遮掩”的现象,而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及与其相关的“历史终结”精神迷醉给了它第二呼吸。

可以说,使美国和欧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使日本在此前十年摆脱大萧条的军事化己失去自己的潜力,包括作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泉源。这是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我不敢相信,所谓“民族安全国家”,或者由于“斯诺登案件”而称为“侦察国家”的建立的全面安全能导致解决摆脱今天危机的问题。大概也可以说,起初在苏联,后来在西方丧失了在相当长时期违背“人活着不仅为了面包”的福音真理而存在的社会文化消费习惯。实际上,皮季林索罗金还在1960年代就己预言欧洲文明,包括苏联的这种结局。当预言变为现实的时候,很难否认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返回过去状态的根本变革的见证者。

出现了俄罗斯、美国、西方,整个历史欧洲的地缘政治“压缩”。因此不能不同意外交国防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С.А.卡拉加诺夫关于我们处于“政治悬浮状态”时期的说法。所有世界进程都得到强有力的加速,思维和政治都难于跟上。应该说,这是任何残局的一般特性,它写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治理论中(В.В.普京在2013年二月批准)对世界现阶段发展分析部分。

发展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要问题,对欧洲-大西洋地区更为重要。因为今天条件下其经济增长泉源在于历史欧洲之外。随着危机后果的积累,它对此的理解也在增加。两个美国军人У.波捷尔和М.麦考贝在2011年提出的“民族战略”草案是大胆“向未来突破”的的尝试。它登载在网络上,前美国国务院政治计划科主任的А.斯洛捷尔为之写了前言。建议的理论旨在更新美国国际影响来源,指的是注重国内所有各方面发展的稳定性。从某些证据看来,美国军人的这这一方针对冷战现实中加速了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过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考虑有可能成功。最近经常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他向上帝祈求“贞洁,但不是现在”。看来,暂时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内确立美国民族战略目的与任务的追求。也许,纽约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Р.哈斯的书“外交始于家内。。。”更有成功的可能。

被局势迫降到罪孽土地早得多的俄罗斯当然比较容易走这条路。接近2000年的时候出现了头一批理论文件,作出了关于外交的主要工作旨在创造国内发展的良好外围环境的结论,有了走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慎重道路的可能性。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这是俄罗斯外交的全部哲学。我们的伙伴在这个方向的运动使有可能谈到世界感受水平上的潜在幅合。

如果看得宽些,很明显,正在幅合和聚合道路上寻找欧洲-大西洋社会发展问题解决办法。这客观地为克服冷战时期的目光短浅和确立对恢复欧洲文明,包括欧洲、北美和前苏联空间的欧洲文明统一的相应验测标准创造条件。

XX世纪在欧洲文明范围内己有东西方之间的幅合点。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大萧条的后果。又如,在战后时期西方国家经济的“社会化”成了对“苏联挑战”的直接回答。后来出现了缓和,与之相关的欧洲-大西洋经贸合作的深入。制订了反映在赫尔辛基最后协议的欧洲政治的共同原则。总体创建了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这个模式固定在现代俄罗斯宪法中,并成俄罗斯全部社会经济政策的解释。

最近20年俄罗斯奉行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贯政策。我们成了世贸组织成员并希望加入经合组织。作为“二十国”成员,我们和伙伴们寻找克服危机现象和恢复全球与各国经济稳定的途径。可以设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只是在克服今天危机之后才清楚。这将是世界上危机后的一种调解。

大概需要吸取最近三十年来创造人为增长泉源的教训,这歪曲了经济全景,包括统计数字。过分肥胖的财政部门本身开始为自己工作,不再为实际经济服务,不再协助资本出口国家创造工作位置。这导致了资本收入和就业收入之间差距的增大,损害作为广泛代表性民主支柱的中产阶级。这里可能谈到更变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其质量,使之符合社会现状的要求,包括人口因素。可是,能够像裁军那样,在质量上加强经济,同时减少其数量吗?

这要求解决金融时报”主要观察家马丁·沃尔夫称为先天租赁倾向”的问题。应该说,这出自国债支付形式。对租赁谈得越来越多,包括和减少社会流动性和升降性、各代人之间的对立、丧失历史前途等相关的问题。法国Belle Epoque时代给了我们食利国范例。难道全部历史欧洲都重复这种忘记自己发展利益(既然可以“剪辑钞票”!)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走了这种道路。正因为这样,理解当时欧洲社会状况和欧洲政治恶习十分重要,以便继续考虑今天的问题。

俄罗斯和英国的一个有趣共同点是经常使用周年这个词。对于英国,看来是受到了长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传统影响。更有趣的是,在今天危机背景下出现了材料,其中按照它最初的旧约含义使用了它。进行了比较,负重债者虽然不是奴隶,但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至于欧元区的地中海国家,它们最难于承负的是国债,它对独立国家主权的限制远非微小。如果把1971年作为负债生活起点,我们己接近50周年。

至于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大周期基础的的新工艺,这里应该说存在绝对的不可预测性。正如英国专家У.杰努埃在自己的书在创新经济中实行资本主义中所写的那样,不可能预测何时出现能成为大规模商业化并创建生产与工作位置的工艺。例如,信息工艺和计算机化,包括手机通讯大大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对于经济,它根本改变了劳动性质,但它没能创造更多的工作位置,没能补偿与世界其它地区传统经济部门外包有关的损失。

这样,可以说是某种后退或发展的停滞。但生活在继续下去,出现如何给予补偿的问题。大概,应该是对人的投资,它终将解决人类发展前途问题。这意味着拥有优势的将是能够为人的价值自我实现,首先是能向卫生、教育、文化和生活保障结构,包括交通、动力和农业方面投资的国家。后者在经济上不断增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指向回返-在财政的浪荡后返回人类生存的源头。

就此斯特拉特福尔的奠基人和主席Дж.弗里德曼的分析文章毫无疑问引人深思,其中研究了美国中产阶级沉浮的问题。例如,作者指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战后决定的结果,包括对退役军人提供优待。这里指的是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稳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这里有值得考虑之处,在危机条件下,如果指望偶然,那是极度的轻率态度。最近三百年的经验应该足于使我们清醒分析问题,并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开始以传统智慧谈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根本变动。这是力量、影响和繁荣的分散,包括一系列国家,首先是金砖国家,还有印尼、土耳其、墨西哥等属于“新的活跃发展经济国家的上升。由于危机,给了二十国”新的气息和质量(政治领袖会晤)。这是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没有它己不可能解决全球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在较狭小的论坛,例如,在八大国工作中也有此感觉。它保持作为协商和协调与会国立场的平台,可是解决具体问题需要更广泛的伙伴。

自然,这里说的不是取代己确定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从它的常设成员及其一致通过原则,就可以看出当时就己考虑到它作为多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监管机构。遗憾的是,在对世界事务的所有暗淡预言背景下,很少人注意这种正面的现实。联合国在“历史的终结精神生存情绪条件下得到了其迫切性。这里指的首先是全球管理的基本法律基础。否定此现实的企图是在按冷战结果的某种“调解借口之下进行的。可是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描绘的调解,西方伙伴违反了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的,包括北约不东进的口头许诺。至少这种调解不能和拿破伧失败后的开明态度相比。当时,按塔列朗的说法,法国摆脱了皇帝私人得到的领土,而其他领土纳入了平等的欧洲范畴。俄罗斯自己摆脱了冷战遗产,随之放弃了对东欧的支配。可是没有出现俄罗斯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欧洲大西洋音乐会。不管是结构不完善的欧安组,还是其他欧洲机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欧洲安全条约的思想就是为了开始解决恢复地区政治统一的问题,从而依靠裁减军费减轻预算的负担。

实际上,我们是返回欧洲历史上己尝试过的,保障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到克里米亚会议时期和平的强国音乐会。当欧洲这种政治秩序在东方问题口号下被破坏时,很少人想到过后果。成见和反对任何合理分析的政治上层本能占了上风。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杰斯认为,后来克里米亚的不需要的战争成了第一次的全面战争。这里首次出现了把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在一起的概念。它启动了凌辱和吞并失败者的恶性循环,根本改变了欧洲政治气氛,失去了文明理念。甚至俄罗斯建议举行的两次海牙会议也没能挽回这种趋势。维也纳会议两百年后欧洲和世界经受了痛苦的历史教训,此后才理解到除了在国际法、全球集体管理基础上寻找协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外别无选择择。

值得指出的是,核对峙制动的消除降低了动用武力的各种方案的门槛。例如,起初在伊拉克,后来在利比亚单方面的或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阿富汗的动用武力。叙利亚的例子使最近二十年的经验陷入死胡同。尽管联合国安理会持否定态度,但单方面的军事干涉却在进行,而且代价难于估量,包括纯粹军事支出、对自己财经的后果、威信的损失等等。实际证明,任何局势,包括冲突,都不可能再生产,就像在商店里一样,什么都不可能随意得到。总会有自己的特别情况,必要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本也会为此消耗。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证明对现代国际问题任何单方面的,特别是军事解决的企图都适得其反。这些战争,像当年越南战争那样,表面上又是采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盟集体努力的逻辑,包德国和日本在长期占领条件下的改建。这里没有考虑到其它地区的具体情况,完全没有像当年美国对南韩和台湾,苏联对蒙古那样承负长期综合性的义务。因此,现代世界政治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方面是不能“廉价”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不能没有保障军事干涉实际成就的政治意志和足够的资财。

今天的危机表明:本国存在尖锐问题时谈不上在外国进行什么“国家建设”。所谓“阿拉伯之春”范围内的演变过程给了新的例证。利比亚的“廉价”行动导致了“廉价”的结果,更不用说它损害了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信任。

遗憾的是,旧习惯“难于消亡”。世界事务中的操纵惯性仍然明显。例如,这表现在文化水平上,实际上它成了国际关系主体行动基础。从上面提到过的“斯特拉特福尔”对今年夏天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反映使时间倒退的追求的政治文化的鲜明例子。其中描绘了由美国、欧洲、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地缘政治“四角”。把欧洲定为现代世界独立的中心,大概还不错。难于相信的是另一方面,即关于欧洲和中国不可避免地没落的说法。结果又是剩下美国和俄罗斯,而且作为“小”冷战范围内全球政治对峙的两极。承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也许值得欢迎。但是,这为什么应该成为对美国战略文化惯性的辩解呢?为什么要在本能水平上怀疑俄罗斯必然,几乎客观上会成为美国所有地缘政治方面失败的得利者呢?

因此,另一些美国的表现使人特别满意。例如,托马斯格勒马在“国际先驱论坛报”(2913年八月22日)的文章中以充分的论据分析了把美国的一切灾难归咎于俄罗斯的趋势,其中指出这是转移对自己发展问题注意的办法。他的值得注意的论点是,在美国一些集团的潜在意识中,“俄罗斯问题”在于:只是对手在国内发展和国际舞台上都以胜利者为模范时,才能说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很显然,俄罗斯不是能给美国这种满足的国家。可惜的是,那些不能饶恕我们在战胜纳粹德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也有这种情绪。

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和财政方面的差距也反映了这种政治文化元素。在国际关系的共同体系中往往采用早己忘却的“新殖民主义”词汇,它反映从物理的监督向较隐蔽的不平等的过渡,包括把发展中国家看作原料供应国,尽管其发展水平己比五十年之前高。这种殖民主义在信息工艺依赖方面也得到体现,它实际上使这些国家丧失独立发展的前途,包括建立有竞争能力的智力资源。

正是全球发展的多极化与地区化成为向不平等国际关系作斗争的主要物质条件。在冷战时期曾局限于“双极”的多中心主义己在创造相应的竞争环境,保障按照本身发展利益选择国际伙伴的自由空间。现在,在争取影响斗争中,数字和媒体空间成为一个关键方面。不久前Э.斯诺登的揭露表明对信息的臭名昭著的控制仍然是现代地缘政治的重要元素之一。至于实际上否定私生活权利的全面监督,甚至不能得到西方新一代人的接受,那是另一回事。德国就是鲜明的例证。Дж.奥鲁埃尔的反乌托邦投影在历史欧洲空间没能经受住和那些由于年龄关系未有按照“旧”地缘政治准则思考的习惯者,包括在保护基本权利与自由和安全利益之间没有按“浮士德式取舍”的习惯者的冲突。

最近几年俄罗斯和英国之间,不仅在对当今国际局势基本评价方面,而且在挑选符合时代的外交方法方面都有所聚合。六月外相威廉·黑格在加利福尼亚的讲话就是证据。他谈到了网络世界、牢固的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和为了达到共同目的而“部分重叠的联盟”。所有这些思想都和俄罗斯几年前,在2008年出版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反映的结论吻合。我想强调指出的是,为此我们并不需要全球的财经危机,总统还在七月份就批准了此理论。

其中谈到了网络外交作为多中心国际系统的重要外交方法。可喜的是“多极”这个词没有引起我们英国伙伴的过敏反应。这里指的己不是过去相互对立的庞大的军事政治联盟。众所周知,正是它们的建立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最重要因素。主要的是,在所有国家相互依赖条件下没有理由建立这样的联盟。因此,正在建立多种多样的利益联盟:它们公开,它们的形状可以改变,它们联合伙伴是为了保障具体的共同利益。例如,广泛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反有组织犯罪和反贩毒联盟等等。它们的建立不是为了反对谁,而是为了什么。它们反映现代作为跨国现象的挑战与威胁。只有在国际广泛合作基础上能够高效对付它们。

自然,外交和外交机构应符合现代任务。俄罗斯和英国在这里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保守党戴维·卡梅伦政府执政之后。两年前У.黑格在外交办公室的讲话给了我深刻印象。当时他谈到了必须加强外交官的语言培训,增进他们对各国的知识,谈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加利福尼亚说:他就任后历史又成为外交办公室的工作核心。这的确重要,如果不知道历史教训,很难从不久前的事件中吸取经验。这可以说是返回经典的外交。记得国务卿Х.克林顿曾这样说过。但愿这意味着克服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系统。

冷战成见之一是把外交看作无钱的赌博”。这在官方信息和整个信息方面传播很广,认为是意识形态对峙的一个“阵线”。看来,这里许多人在走熟悉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消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治的关键之点成为向国际社会“销售”意见,通过对信息空间的控制影响伙伴。Э.斯诺登所见的一切说明信息安全和国际关系任何方面那样,应该成为严格的法律调节对象。任何志同道合者的联盟都不能取代明确的,法律上必须遵守的万能性质文件。没有它们就会破坏世界政治上的信任,妨碍国家之间在所有各方面的合作。正因为这样,需要对因特网的国际管理。这样,各国的边界在这里也保留其意义,作为保障私人信息权利不可侵犯的最终工具。

然而问题广泛得多。С.А.卡拉加诺夫所说的思想慌乱要求对所有发展方面的问题进行积极的国际辩论。信息监督直接和这种思想交换相对立。不为这些辩论的所有参加者创造平等条件就不可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

毕竟局势在改变,很明显,这和美国、欧洲与整个世界换代有关。我们看到对不同观点的巨大需求,对扼杀自由的因循守旧思想的否定。这大概是由于某段时期“历史终结”精神在西方和全世界占了上风。换句话说,真理只有一个,它己清楚,只是应该一起迈向“光明的未来”。当然,这一切远非那么简单。2008年秋发生的全球财政危机“唤醒”了所有人面对此现实。

真理是又多棱面的,对它的寻找从未间断过。就此我想引用前坎特伯雷大主教Р.威廉斯在研究Ф.М.陀思妥耶夫时作出的关于永不完善的结论按基督的理解,自由的是生活的道路。这也否定了任何“历史终结”的方案,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都不能确定历史创作的极限。对真理的追求是人和社会生活素有的关键特性之一。我正是把“Russia Today”频道在美国,后来又在英国受欢迎情况相联在一起。人们需要多元意见作为确定自己对某种问题的观点的必要条件。可喜的是,俄罗斯媒体是这种多元媒体的组成部分。

 

最后想谈谈对战后欧洲和世界人权和人文调解的评价,它在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约等文件中得到反映。它对所有人确定了可接受的共同标准。最近几十年来,把具体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形成的,自己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解释作为万能标准的企图,给国际关系气氛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实际上,这为保障在整个国际社会范围内真正达成协议的集体协调努力造成障碍。明确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十年形成的一切,反映对社会传统价值的共同理解,包括法律-自由和利用它们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对前者的绝对化和对后者的忽视都将损害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世界主要宗教道德共同点的文明之间综合关系。克服这种实际上为自我损害的不良趋势的矛盾,将是XXI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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